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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旭的“蛇杖”人生(一)——中国医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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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站长 设置为精华(2011-10-23) —

  耆彦硕老 明德惟馨(一)
  ——中国医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员马旭的“蛇杖”人生
  
  马旭说,从小立志做治病救人,心怀大爱的人——于是他一生都没有离开那枝“蛇杖”。但他不是医生,却成为我国德高望重的医学教育家,自新中国成立,就长期担任医学院校领导职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医学教育事业搭桥铺路。 马旭说,他们那一代人的心里也有过最真的恨——于是他从学生时代,就怀着强烈民族救亡图存的雄心,凛然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他却又独具胸怀与慧眼,成为最早将我国医学教育工作者引向世界、将国外医学教育先进理念引进中国的人。
  200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建校一百一十周年盛大庆典上,北京大学医学部马旭研究员荣膺北京大学教育的最高荣誉—— “蔡元培奖”。
  无惧无悔 投身医海求革命
  马旭,1914年5月1日生于直隶密云(今隶属北京),出身中医世家,精医济世的愿景自幼影响着他。辛亥革命后在一批海外留学归来的医学教育家的推动下,西医在中国的地位已经不同以往。好学的马旭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待中学毕业,便报考了北平大学医学院。
  1912年10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成立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是中国第一所国立西医学校,是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历史源头。办学之初就确定了“促进社会文化,促进文明,减少人们痛苦,用学术来和列强竞争”的办学目的。北平大学医学院就是其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进程。
  他自嘲地讲起面试时中国现代法医泰斗林基教授作为主考问他为什么要学医,他回答道,生于中医世家,一方面想学习“洋医”的教学方法,以对中医教育的发展或有所帮助;另一方面自己想学点“洋医”,把它结合到中医里,让老百姓能看得起“洋医”。林基教授听罢笑了起来,他喜欢这个学生悲天悯人的心和敢想敢创新的思路。马旭大笑:“林教授提出了不同意见,但说‘这个可不好结合。时间差不多了,你到学校食堂吃饭去吧。’”从此,他开始了自己在新式教育下的三年医学生生涯,他敢想、爱学,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在马旭的记忆里,求学生涯最好的就是这几年,但马旭并没有能够完成学业。在他充满激情地追求理想的青年时代,中国进入了最为痛苦的时期。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华北兵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北平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任医学院学生会主席的马旭成为了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他带着对侵略者深切的恨,不顾安危打着大旗走在学生队伍的最前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北平大学被迫西迁,部分医学院师生迁往西安。马旭也成为流亡学生中的一员,辗转西安、陕南宣传救亡,并放弃了去英国求学的机会,突破了日本人、汉奸、军阀、土豪和国民党军队的层层阻挠,徒步八天辗转奔赴延安。
  延安卫生局下有个军事卫生学校,是现在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马旭到了延安后就被分配那里去教书。二十三、四岁的马旭带着年龄不一、水平各异的学生,开始学习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等课程。物资匮乏他就地取材做了培养箱等教具,大家惊奇地评他是“三大名师”之一。他说:“什么三大啊,教师本来就少!”他一教就是8年,同时也从事外科工作,甚至做过产科大夫。一直到1945年被组织派往中央医院工作,与苏联外科医生阿洛夫一起从事外科专业。1939年在当时的教育司司长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艰苦卓绝的抗战结束后,马旭和大批人员一起离开延安前往东北。走到承德时,遇到了中国革命和卫生事业的发展中的一位传奇人物——中国第一位卫生部女部长、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在李先生力邀下,马旭留在了热河省卫生局工作。在解放战争打响前这段日子里,马旭担负起了组建医学院的任务。他组建的冀东军区卫生学校(现承德医学院)还沿用着部队的番号,解放战争中,他带领广大师生勇敢投身抢救‘万名伤员’的战斗。作为一名主刀战地外科医生,他参加了包括解放锦州、天津和和平解放北京的历程。谈起这段战火纷飞的日子他显得淡淡然,但今天,承德医学院仍清晰记载着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今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厅里,还能看到当时的照片。
  此后,他曾担任热河省卫生厅副厅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发展医学教育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周恩来总理建议下,马旭被调回北京,进入卫生部。1950年10月1日被正式分配到北京大学医学院(曾用校名之一)担任教育长。
  卧薪尝胆 目光独到弄潮儿
  那几年,正是医学教育准备迎来黎明的时期,他一直作为兼具智勇的开拓者,在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起步、全国“大跃进”、左倾扩大化、文革期间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行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艰难开头,默默承担重担与争议,让大家在磨砺中重新燃起勇气与锐气,续写后文。
  1938年原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合并办起“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为下设的六个学院之一。后几经变动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院。初回母校的马旭高兴而又焦急,学校百废待兴,身为教育长的他身兼数职,各个方面的事情他都要抓。1952年,医学院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脱离了北京大学,独立建院并更名为北京医学院,马旭成为了最年轻的主抓教学的副院长。
  马旭率先加强基础教育,一直强调医、理结合,重视实验实习和科系的完善与建设。在学习苏联的时期,马旭就主张在教学方面进行大刀阔斧而有选择性的改革,加强了对各专业基础课程的统一管理,最具代表性的主张就是全国率先建立了基础医学院,着力强化医学基础课程。在教学制度上,他制定和健全了从实习、实验、到学籍等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加强了考试中操作和面试的比重;另一项影响深远的措施是提高了口腔医学系的地位,在医学院首创了一元化的教育体制。原国内外口腔医学大都是医疗系下的牙医科,没有基础理论授课,学制大大短于其他学科。马旭支持毛燮均教授的意见,认为口腔医学十分重要,需要提高教育水平。因此,把的学制、学位和基础理论课程调整为与医疗系基本一致,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扎实,知识广博,令国外的同道刮目相看。几年中,医药、卫生等等各个科系都建立了起来,尤其在全国率先学习苏联建立了公共卫生教学体系,各附属医院也在这一时期建立健全起来,经验作法开始在培训班的形式向全国推广。1972年,马旭出任北京医学院院长后,全面主持学校各方面工作,但教学秩序被文革全面破坏,他自己也受到了冲击。文革后,年事渐高的他最关心还是教学秩序的重建,依据当时的科学发展状况调整了旧有专业,开设新专业新课程,恢复学制,修订教学计划,再次强化基础课设置,重新加强基本功训练,加强了临床教学,他说:要给学生实践的机会,医生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人,必须学得扎实才行。
  马旭的教育思想灵活而创新,敢为人先地提出重视外语和医学相关人文学科的学习。在参考苏联模式时,马旭能够考虑中国国情的不同,其在课程设置上进行巨大调整;他也看到苏联教育模式中所欠缺的部分,他认为医学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医学技术和教育必须要重视交流,就必须加强学生的外语能力,并开办了拉丁语等课程。文革后更得到了大发展,多语种外教、听力室都建设起来。同时,他一再对学生们说,医学生要有广泛的涉猎,懂得人文,眼界放开。因此,选修课开始建设并日益完善起来。早在五十年代末马旭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这与当前医学教育的认识不谋而合,由于他的敢想敢说,北医才先行开始了这样的教育尝试。
  韩启德副委员长说过:“当年马院长的一个决策,使得我们北医尽早地走出了国门,直到现在对我们北医的发展还在起作用。”这个决策指的就是马旭率先着手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医学教育经验。马旭也说,这一生之中他最满意的就是这项举措。
  1978年马旭随中国医学代表团第一次到澳大利亚出国访问,他感到了震惊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让人才都走出去看到差距,并学习如何缩小差距。回国后他首先开办了“威廉·凯瑞英语培训班”——请来外教辅导教师学习英语,他带头参加学习,六十多岁的马旭从头开始学习英语听说读写,以后出访的时候,他已经不带翻译,自己就可以与国外专家充分交流。之后便着手让教师走出国门。几经碰壁后,他联系到了美国加州的爱国华侨刘汉民夫妇。1979年,在刘汉民等人士的安排下,大批北医公派的教师进入美国医院实习,长则一年,短则半载,吃住都由美方安排得井井有条,第一年就安排了北医的访问学者七十人以上,此后无论是从事基础、临床还是护理工作的同志,凡讲师、助教以上职称全部安排出去参观学习。王少贤、陈育德、杜如昱等教授等就是最早一批被送出去的,而如今常见的胃镜、心导管、外科移植等等技术,都是那时最早由留学教师引进国内并发展起来的。不仅为临床、科研和管理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更使北医的技术力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样超前的做法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遭到了一些人的误解甚至非议。对此马旭坚持认为:“我这么做没有错,我们就是落后,就应该老老实实承认,不能打肿脸充胖子!落后就要向先进学习,回来更好地应用。咱们只有学习和努力才能提高,这不丢人!你们就是不让我当这个院长,我也还是要这么做!”从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历史上可以看到,当年这一大胆举措,就好像一石激起千层浪,同时也引起了各大院校的广泛的关注和效仿,开创了中国医药卫生领域和高等教育领域对外开放的先河。
记者 刘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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